庙子镇是青州市西南的一个山区镇，这里山脉绵绵，山高峻岭，沂蒙山脉延伸到这里。一条淄河从鲁南地区，流到庙子镇辖区，河水将青州临淄两地分开，河西为临淄。抗战时期，庙子镇扼守着通往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北大门。这条淄河的东岸道路，就像一条红色的带子。这个流域，当时是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吴化文的新四师及当地的顽固派，与我抗日民主益都县政府争夺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接着日军开进关内，占下冀东平原。日军一步一前进，国民党政府大军则是步步后退。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在国内引起了一场场“反对投降，要求抗日。”的游行示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在抗战协议上签了字。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抗日战争爆发，国人同愤，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一、淄河流域抗日队伍的兴起

在淄河流域，北至胶济铁路，南到博山池上一带，除了共产党人冯毅之领导的长秋村抗日自卫团以外，还有王葆团、杨敬坤、翟超、李四亮、张月良，田振中、杨希九、翟汝鉴、周宗鼎、吴鼎章、唐应三及富旺的李恒顺等，有善道会、无明道、天门道、红枪会、大刀会、黄沙会等组织。他们大多数是自正不邪，抗日保家，救民于火，不当亡国奴。但他们都各自为政，有自已的领域地盘，属无政府状态。随着抗日形势及淄河流域斗争的发展，这些组织有的被我八路军抗日武装组织所编，有的被歼，有的投靠了日军，有的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有的当了土匪。

二、抗日民主益都县政府诞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份，在县委书记陈锡德的主持下，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诞生。冯毅之当选为益都县县长兼武装大队长，下设七名成员。抗日的峰火在益都县政府驻地长秋村，熊熊燃烧。天堂寨战后，王葆团带着残兵，到益都城里，投靠了日军。一九三九年十月，日军在朱崖村安上据点。县委县政府决定，趁日军立足未稳，给以打击。由于缺乏炸药，日军的碉堡难以摧毁。天明前，县大队就撤出了战斗。为了充实大部队的编制，接上级指示，冯毅之带队上调整编。这支队伍整编后，成为山纵四旅特务三营，加入正规部队序列。冯毅之带回一个班，加上留在村里的两个班的兵力，组成了益都县大队。十二月底，冯毅之把在临朐二地党委党校学习的冯敏要回来，加强地方的武装力量。冯敏任区中队长，许维功任副队长。益都县大队活动的范围：北至胶济铁路，南至博山第七区的太河镇，西至张博路，东至临朐。冯毅之领导的县大队，利用熟悉的地理条件，以重叠的山峰作屏障，与日伪顽展开了一场场灵活机动的战斗，不断消灭敌人的薄弱兵力。同时也在不断地加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为牢牢地坚守淄河流域这块红色根据地，进行着艰苦的战斗，在抗战史上留下了一座辉煌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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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益都县行政区划和斗争形势图

一九四零年八月份，县大队长冯毅之收编了在边河、南仇活动的杨敬坤部，改编后为益都县第二大队。临朐县独立营营长赵继武、高奋带领三十多名战士，编入益都县县大队。编后为：大队长冯毅之，副队长赵继武，教导员高奋。活动在富旺村的红枪会首领李恒顺，被县大队收编为县常备队。队长李恒顺，副队长冯振和。冯毅之又派郭成文去该队任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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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村里的石板路上，不由浮现出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

一九四一年，抗月战争进入了艰苦困难的阶段。周边地区的抗日武装遭到了破坏，一些意志薄弱的抗战干部经不起敌人的诱惑和抗战的艰难，连枪带人投敌，给抗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而益都县大队，以长秋村抗日根据地为依托，在淄河两岸人民的支持下，成为一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抗日武装，使敌人在这块土地上，没有立足之地，并牢牢地钳制着日军的兵力，受到上级党的表杨。为加强抗日武装力量，上级党把益都县大队升级，名称为四县联合办事处。四县为：益都、临朐、淄川、博山，书记张敬焘，办事处主任冯毅之。

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根据山东省委指示，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县委书记陈锡德的主持下，召开了益都县首届参议会，选出了益都县参议长冯旭臣（长秋村），副议长刘景颐（西下册村），议员有：冯广华（长秋村），殷传修（井筒村），赵怀珩（蓼坞村），孙福祺（南术村），刘永海（黎季山村），李笑春（李家峪村）。这些成员分布在淄河流域的两岸村庄。战时，有两项重要任务需要去做。一是恢复乡村政权，争取伪政权为我抗日工作服务，要找那些拥护我党抗日政策的同志担任乡村干部。经过考验和了解，如长秋村的乡长冯玉香是中共党员，副乡长牛佃尧，上张村村长唐增吉，窦家崖村村长王永宽，孙家岭村村长张同林。上庄乡乡长薛可铭，副乡长段守明。李家峪村村长李笑春，马岭杭村村长孙延俊，冯家台村村长冯振普，新庄村民兵连长于德仁等。蓼坞乡乡长赵怀珩。西崖头村村长张化英，黑旺村村长贾万厚等。二是建立情报组织。日军实行了治安强化后，逼迫乡村都设情报员，规定每天向日军情报点报告情报。根据这一情况，县委县政府将计就计，也建立了情报点。朱崖据点的情报员张海会，孙明钧，经过争取教育，思想逐渐倾向抗日，成为我军在敌营中的情报员，多次为我抗日提供重要情报。马岭杭村的姚汉书，上庄乡伪公所工友段以江，黑旺村的李鸿升，都及时地将情报送出。西路佛村、蓼坞据点的情报，由葫芦台村的牟京贵或西崖头村的张有珉转送。南路马鹿据点的情报，由乡长伪乡长张勤禄，副乡长于学俭和伪乡工王锡伦转送。他们不分昼夜，冒着风雪严寒，不顾生命危险，及时地将情报送到益都县大队手中，使大队长冯毅之准确了解敌情，躲避了敌人的偷袭扫荡，保存了抗战力量，又灵活机智地歼灭了敌人的兵力。这些各村的情报员和伪乡村干部，为抗日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的抗战精神是伟大的，我们的后来人，不应该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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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上岁数的老人依稀还记得当年冯毅之打鬼子的那些事

四、派重兵，搞围剿，学狗虱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野蛮成性，长驱直入。它的主要矛头，是占领大城市、港口、铁路、矿山、企业等。对广阔的农村及偏远的山区，魔爪一时还伸不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抗日爆发后的一年，山东各地就有十支大军成立，名称为抗日救国军。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日军由于受到八路军的钳制和打击，物资受阻，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作战，暂时缓和，日军兵力源源向华北战场转移。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一九三九年春，日军在华北提出强化治安与巩固华北的方针，颁布了治安肃整计划。九月份，又提出所谓囚笼政策，以据点、交通线和天然障碍，割裂与封锁我根据地，并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在政治上极力拉拢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解我党我军，离间我与人民群众关系，并且广泛搜罗土豪劣绅，土匪流氓，封建会门及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等。扩大伪军，以维持会为基础，建立伪政权，以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一九三九年十月，日军在朱崖村安设据点，同时，博山第七区太河的金鸡山，也安设据点。一九四零年五月后，山东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占据了莱芜以北及淄河流域，国民党吴化文的新四师占据临朐一带，也不断侵占我抗日县政府驻地李家峪，上张溜。汉奸唐应三也在南北两马鹿村，各驻两个大队。蓼坞，黑旺，岌岌寨山顶上，也修上碉堡。一九四零年七月，驻淄川的日军，在佛村安设五个碉堡。可以说，在抗日政府、益都县大队驻地长秋村附近，碉堡林立。驻益都，辛店，张店，淄川的日军勾结颃军，不断地对坚守淄河流域这块阵地的益都县大队，实行多次地扫荡，却一直找不到县大队。一九四一年六月的一天午夜后，敌人把驻张店，辛店，益都的日伪，集结在辛店火车站，用汽车运到朱崖据点，连夜分头出击，在天明前包围了长秋，冯家岭，李家峪村，这次敌人闪电似的扫荡，敌伪利用叛徒送的情报，并作向导，妄想各个击破，一网打尽。敌人这次扫荡计划周密，行动迅速，比任何一次都凶残，给抗日军民遭成惨重的伤害。长秋村里没有部队，只有部分回家的群众，三名妇救会成员被日军杀害，敌人点燃房屋，又抓去二十多名群众，去张店、东北做苦工。冯家岭村的抗日自卫团，在与日伪拼杀中，王西慧，李元武，冯连太等牺性。李家峪的抗日战士，有六人牺性，三人受伤。冯毅之领导的益都县大队，在敌人兵临村庄，残暴恐惧的扫荡下，穿梭在敌伪间隙中，生存战斗。常常以少胜多，打击据点的敌伪。敌人把冯毅之视为“冯铁头”。冯毅之带领着益都县大队，坚守着淄河流域这块阵地，曾多次受到上级党的表扬。其中一封信，这样写道：“你们在敌顽长期包围和极端孤立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巩固了根据地，这对整个鲁中地区的持久抗战，有重大意义”。

冯毅之在一门忠烈牌匾前留影.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