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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初青州城格局大变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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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龙兴寺隔城外


青州龙兴寺的前身南阳寺,建成于北齐武平四年(573),自北齐至明初始终在城外。其证据:①南阳寺中《大齐碑》刻记:“南阳寺……即左通阛阓,亦右凭涧谷……”。左通阛阓是何意?阛是围绕市区的城墙,阓乃市区城墙上的门,这里指南郭的城西门。阛阓是城墙围绕着的市区,市区即外城的城坊居民区和交易中心。简单地说,阛阓就是南郭。这里是说南阳寺的左边是南郭,右边是涧谷,涧谷即今青州博物馆西城墙外的“洋溪湖”处。可知南阳寺在南郭之外。②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龙兴寺僧舍……范公泉……去市里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这个“市里”,就是南郭,龙兴寺僧舍与范公泉去南郭才数百步,宋朝时的一步等于六尺,可知龙兴寺到南郭并不远,但它在南郭之外。③宋·明道年间,夏竦知青州,他在《重修青州龙兴寺中佛殿记》一文中云:“龙兴寺……东践绝涧,径度于阛阓……”。这说明在宋朝中期龙兴寺与南郭还相隔一条“绝涧”,只有“东践绝涧”才能到达“阛阓”(南郭)。经考证,这条“绝涧”在今驼山路东侧人行道上(后人将其误为“寺东淘米涧”)。南郭中的佛教信徒,可“径度绝涧”去龙兴寺进香、拜佛。龙兴寺的僧众可“东践绝涧”到南郭去购买所需物品。通过上述三条证据,可证明自北齐到北宋近六百年间,龙兴寺一直是在南郭城外。


从历史典籍可知,龙兴寺(南阳寺)的具体位置是在今青州博物馆一带。当时南郭以西,即今驼山路以西,全是一片空旷的田野,这大片田野就是龙兴寺的庙地,龙兴寺最兴盛时期,僧众多达上千人,他们的生活支柱全靠这片庙地。公元1129年,金人灭宋,入驻青州城,遂将南郭西扩,把大片庙地圈在了城内,变成了金元两朝的牧马场、骑兵训练场,庙地成了军马场。但不忍心毁掉千年的龙兴大寺,遂把龙兴寺隔在了城外。据考,金人将龙兴寺隔在城外的原因是:①为了保护龙兴寺不受损害。因龙兴寺的位置恰在南阳河岸,并且在拐弯处,地势陡峭。若沿河筑城,必须先把龙兴寺毁掉,或者另行搬家重建。与其要重建,倒不如将其保留。②将龙兴寺隔在城外,城墙筑在龙兴寺以南,此处正是一片平地,就地用土,筑城非常容易。③将龙兴寺隔在城外,寺庙频临南阳河,僧侣和尚淘米、洗衣等生活用水极为方便,原“寺东淘米涧”,即今洋溪湖便是龙兴寺用水之源。④这样做也体现了金人并非反对汉地的佛教信仰,并且有对寺庙重修的记载。将佛教寺庙与牧马场分开,也是对佛教信仰的崇拜和尊重。⑤牧马场是养马、驯马的地方,不需要美观、好看,只要实用就可以。


 ▲龙兴寺遗址


龙兴寺在北宋以前是在南郭之外,说它在金元两朝也在南阳城外有何根据?(1)《山东通志》载:金元时期“龙兴寺在府城北门外”。金元时期的府城是南阳城,这说明龙兴寺是在南阳城的北门外。这个城北门在何处?金朝初年所筑建南阳土城的西北角是呈缺角状,所缺的这个西北角就是龙兴寺所在位置,此处的东西城墙是在今衡王府西街上,衡王府西街以北就是龙兴寺,这段东西城墙的东端就是城北门,这一城北门就是金朝新辟南北大街的城北门,此门直冲马驿门,两城交通来往极为方便,不过,此门却不靠南阳河岸,具体位置是在今驼山路与衡王府西街交叉口的东侧。此处的南北城墙仍是原来南郭的西城墙,这样免得另筑城墙,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因为建的是牧马场,并不要求城池的美观、整齐,只要能用就可以,所以,南阳城就缺了西北角。《山东通志》所记的城北门,实际上就是牧马场、军马场的北门,大量马匹从这一北门到南阳河中饮水很方便。和北门相对的城南门,实际上也是牧马场的南大门。这个牧马场并没有西门,也没有必要建西门,有南北两个大门已经非常方便。所以《齐乘》载:“府城五门,周二十里……”,这五个城门,除上述牧马场的南北二城门外,还有城东门一,即海岱门(元代门额石刻为“益都路”);城北门一,即瞻辰门;城南门一,即云山门,后称阜财门。(2)元·于钦《齐乘》曰:“龙兴寺在府城西北隅修身坊”。西北隅是何意?金元时期,把南阳府城以外的郊区称为“隅”,共分四隅:①“西北隅”,在府城外的西北部,称修身坊,包括南阳府城外的龙兴寺和东阳城的西郭。②“东北隅”,在府城外的东北部,称“美政坊”,包括原东阳城,即今北关和王府一带。③“东南隅”,在府城外的东南部,即今东关地区,众多枣强移民谱牒所记,洪武三年,东关地区仍称“城东南隅”。④“西南隅”,在府城外的西南部,即今角楼村一带。古代筑城的规制是“内城官,外城(郭)民”。“坊”是在外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和市民居住区,他们是为内城服务的,“坊”是不允许在内城的。这是古代官与民、贵族与老百姓的严格等级区别。从《齐乘》的记述更进一步证明了龙兴寺是在南阳城外。府城外的西北隅为何曰修身坊?起名的根据是什么?有何深层次的内涵?修身者,即教化群众,教育老百姓,用什么思想来教化老百姓?这里指的是用佛教的教义思想理念去教化群众,因为此地正有一处千年闻名的龙兴寺,它就是最好的教化人的场所,所以,修身坊这一名称就是因龙兴寺而得名。可知,元朝末年龙兴寺仍在南阳城外。于钦是青州人,在青州为官,住在南阳城,当代人记当代事,是不会错的,值得相信。由《山东通志》、《齐乘》所载可证,龙兴寺在金元两朝是在南阳城外。故,金元时期的南阳城西北角呈缺角状。


正因为金元时期的龙兴寺是在城西北角的外面,元灭明兴,在青州建全国第一个山东行省,洪武二年三月,城守御使叶(大)旺领兵增筑益都城,遂将龙兴寺毁灭,在此筑起了城墙和城西门。虽然把这一西北角补在了城内,但千年的著名龙兴寺却遭到了灭顶之灾,千年龙兴寺是洪武二年因筑益都城和建西城门被叶(大)旺所毁圮。然而,这一灭佛毁寺的罪行,明朝的统治者是守口如瓶,严格保密,甚至篡改捏造历史,嫁祸于人。明《嘉靖青州府志》卷十载为“元末兵毁”。是元末哪一次兵毁?有何证据?为何不交代清楚?据龙兴寺遗址出土残碑所记:“龙兴寺卧佛院重修大殿……时大元至正己丑九年(1349)十月己亥初四辛卯日”。可知,在元末还有重修龙兴寺的记载。为何到明初便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怎样消失的?众所周知,在十分迷信的古代,人人拜佛祈求平安,谁去灭佛毁寺?这不是自找苦吃。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怎么会去有意破坏寺庙?明府志的编纂者们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统治者掩盖罪行,故而把灭佛毁寺的罪名推到了元朝身上,这就是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详见拙作《揭穿嘉靖府志关于龙兴寺被毁的阴谋》)。所以明朝以后六百年渺无音讯,无人知道青州城还有个龙兴寺。1996年,龙兴寺窖藏在博物馆南邻,即原师范学校西操场出土,一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人们方知青州城还有一座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龙兴寺。但龙兴寺的许多秘密至今人们不得其解。


(七)城门变水门


(一)北宋以前的南城,自东晋末年始建,到北宋末年止,七百年间,它是东阳城的南郭,即外城。其范围,东至今云门山路;西至今驼山路;南至今凤凰山路;北至南阳河。因为这一时期是东阳城的外郭,北部又频临南阳河,故南郭只有东、南、西三面城墙,北部靠河无城墙。既然北部无城墙,也就不会有“水门”。所以,宋朝中期以前,南郭无“水门”。然而,经考证,宋朝中期,自仁宗庆历年与熙宁之年,朝廷几次下诏修青州城,可知宋朝晚期南郭已筑有北城墙,同时也建了北城门,并且是两个北城门,一个在今北门街北首,即飞桥(南洋桥)南端;另一个在2013年出土的宋城门(水门)处。即今衡王府石桥以西五十余米处,今已保护修复,盖上了新的城门楼。既然北宋晚期已有了北城墙,就应该有排水的水门口。宋朝末年的“水门”在哪里?经考证,宋朝末年南郭中的水是顺南北两条大街的石铺道向北排水的,城门就是自然的排水口。


2013年秋,宋朝晚期南阳城的北城门已经出土,城门洞下的石板铺路,自南而北平滑的延伸到石桥上。石板铺路,东西宽约三米,南北长约十米,北接滚水桥南端的石砌桥头基座, 基座在地下深约三米,东西长约十九米,南北宽约六米,用巨石白灰砌成,基座之上应为桥头堡。青石板为横铺,今出土十排,石板最宽者五十五公分,最长者一米三。古石板道已研磨成光滑、溜圆、毫无棱角的模样。石板路上的车痕清清楚楚,两车痕之间的距离皆为一米四五,车痕深四厘米,宽十五至二十厘米。明显是双轮钢脚马车、辎重车留下的痕迹。石铺道如此之矮,并和石桥连在一起,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城门洞就是排水洞。因为是土城墙,若另开排水道,出水口必在城墙半空中,势必要冲毁城墙。因城门太低,为了不让河水倒灌进南阳城中,遂在门外两侧分别筑上了两道砖墙作为挡水之用,其砖型既薄又小,是标准的北宋年代的砖型。两边的挡水墙至今尚存,并得到了保护,这就是实物证据。事实证明,宋朝晚年的北城门洞就是排水的“水门”,但,它只能叫城门却不能叫水门。


青州城北门


(二)金元时期。金朝初年,青州城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由原来“北城南郭”的格局变成了“南城北郭”的格局。将南郭西扩,即把今驼山路以西大片的龙兴寺庙地圈进了城内,变成了金元两朝的牧马场、骑兵训练场。在这一军马场和南郭之间,即今驼山路东侧,重新开辟了一条新的南北通道,向北直通马驿门,向南直通军马场,从此,南阳城便有了西大街。有三条理由可证明这条南北通道和西大街的存在:①今南阳桥东侧,南阳河中石桥的桥头礅解放前夕仍存在,八十岁以上的青州人皆记忆犹新,这是南北两城通道上的桥梁。②在此处石桥的北首曾出土一建桥碑额,双龙盘绕,中间篆刻“渑水桥”三字,皆为阳刻高浮雕。因未见碑身,只知桥名,不知此桥的详细情况,但它却证明此处是南北两城的通道。③《山东通志》载:“龙兴寺在府城北门外。”这里所说的府城就是金元时期的府城。因为金元时期建军马场,特地把龙兴寺隔在了城外的西北角,所以《山东通志》才记云“龙兴寺在府城北门外。”这一“北门”既是新西大街的北门,也是军马场的北门,它并不在南阳河的南岸附近,而是在今驼山路和衡王府西街十字口的偏东处。此处南阳城的水,是顺着这条西大街流入南阳河中,并没有水门,因为此街是南高北低,一直顺到滚水桥上,又是石铺路,故不需另建排水门。南阳城的东大街,即今北门街之水,仍顺石铺大街北流注入南阳河。故此处也没有“水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南郭的南北主大街,在金朝初年已经废掉,这条重要的南北两城的通道已不复存在,大街北城门已经出土,可为证。金朝初年,南阳城的中心大街被截堵、毁圮,并截取中间部分,将其扩建为金元两朝的政治权力中心所在地,益都府及其众多官府署衙的驻地皆在这一范围。由《杨应奎谱序》便可知晓,杨应奎先祖曾是元益都路总管府总管,在总管府处曾有三十间沿街房,这些沿街房就在今范公亭路南侧,云门剧院与原党校之间,此处并建有衡王府的北门,名曰“居仁门”。《嘉靖青州府志》载:“元益都路总管府在城西北”即指此处。(详见拙作《衡王府故址考》)如此一来,南北大街被毁,宋朝的城北门便成了废物。但,金朝却保留了这一城门,仍继续用它作为排水口,因是城门所在,这便是“城门变水门”的来由。从此便有了“水门”这一称呼,“水门”这一称呼是源自金朝初年。换言之,宋朝的城门没有毁,城门楼也保留下来,城门变成了金元两朝的水门,因水门太大,故称其为“门”。为了城池的安全,水门外不但安装了铁门,夜间宵禁还要上锁,因古代夜间是要宵禁的,故有专人看管把守,原来的城门楼成了看管水门的地方。从出土现场可为之见证:出土发现水门外有安装铁门的门枕石坑,一边一个,因铁门户枢经常转动而研磨的非常光滑,说明这个铁门是经常转动的双扇门,从此处出土的铜制长钥匙可能就是该铁门上的钥匙。出土发现,宋朝的石板铺道为何保存如此完好?原因就是金元两朝继续利用这一石板铺道作为排水通道,以免把此处冲坏,这就是实物证据。


为何人们自古把此处称为“水门顶子”?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名称,它记忆、证明、标志着此处曾经是当年的水门,其上就是水门的顶部,此处的城墙是被“水门”顶着的,因原先是城门楼,故比其它地方要高,所以人们把这里称为“水门顶子”。这就是“水门顶子”的来历,这一称呼源自金元时期,并且一直流传至今,这就是历史的积淀,历史就是靠这些特殊的名称传承、记忆下来的。金元时期的“水门”已经出土,它也是宋朝的城门址,现已得到了维修保护。出土的城门、水门以及“水门顶子”将成为永恒的记忆。


金朝初年为何不另改排水道?①既然有现成的排水道,并且用石板铺得很好,为何弃之不用?②宋、金、元时期南阳城是土城墙,若另改排水道,出水口太低,必被河水冲坏土城墙,出水口在城墙的半空,像瀑布一样,跌落到河中,这样势必把土城墙冲坏,得不偿失。所以,在金元时期并没有改水道,原因就是保护土城墙。


(八)卧牛城传说的起源


青州南城至今有卧牛城的传说,对卧牛城记载最详细者莫过于清朝冯鈐的《蕉砚录》:南阳城“俗云卧牛城,西门西去二三百步,与南城相对。少东以西为牛首,内有土丘四,曰牛角、牛耳。南城上一台二洞,曰牛眼。正西一炮台,中空,曰牛鼻。西门侧有窦,曰牛涎。北门西有旧水门,曰牛脐。东北角楼下大水窦,泄城内阴沟之水,曰牛溺。此北一带为牛腹。南面坚实整飭,当是牛背。俗说亦似有因也。”由此可见,在清朝流传最盛,以至于影响到后来。解放后,1986年,由青州水泵厂铸造大型卧牛一头,立于老火车站前广场上,即云门山路北首,后移至南阳桥南端的南阳公园内。清朝时期的南阳城像一头卧牛吗?且看《清·益都县图志》的城域图,该图是按一定比例绘成,符合实际。凡亲眼看过县图志的人,都不会认为清朝的南阳城像头卧牛,因为它确实不像,如若不信,可找出益都县图志再审量一番。既然如此,清朝人为何编写的如此详细,让人听了南阳城就真像一头卧牛。这个传说绝不是始自清朝,必有前因,其原因必定是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南城的形状的确像一卧牛,否则,不会有这样的传说。如此,就必须考证南阳城在历史上有哪些变化。经考证,明清时期的南阳城形状是一样的,都是洪武二年(青州大城砖上的印记是“洪武二年三月,千户……”)都指挥使叶(大)旺领兵所增筑的益都城,形状基本未变,这时期益都城的形状大致像个不规则的鸭蛋圆,大头在东,小头在西。显然不是卧牛的形状,八十岁以上的青州城老人还都记忆犹新。可知,这一传说不会产生在明清两朝。


范公亭以南城墙一角—老牛眼


东晋至北宋七百年间,东阳城南郭是什么模样?据史料记载所知,南郭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绝涧深壑,南郭是因地制宜而建,南郭的东城墙在今云门山路上,西城墙在今驼山路以东的沿街房一线,南城墙在今凤凰山路上,北侧因频临南阳河,故在宋朝之前无北城墙,所以才称之为郭。《嘉靖青州府志》载:“通天桥,在北门楼东,极高广、壮观。昔齐庶人诣北禅寺行香处,遗址尚存。”北门楼东是何意?北门楼是明朝北门街北首瞻辰门上的城门楼。“通天桥”就在瞻辰门以东的最高处。它是北宋前齐城(宋朝以前称南郭为齐城,王曾称其为齐城)平民百姓来此处对北禅寺行香的地方。北禅寺,即北关“三合东街”之处的“弥陀寺”,它是明朝青城中最大的佛寺,原是南燕国皇帝慕容德的“行宫”皇化寺。金初刘豫易名为“普照寺”(见《齐乘》),明初更名为“弥陀寺”。为何曰通天桥?通天桥者,即与上天沟通的桥梁。古代人把天看得高于一切,极为崇拜。“通天桥”并不在河上,它是通往上天的高桥。它的位置最高,是在北禅寺的前方,能亲眼望见“北禅寺”。南城的平民百姓就在南城河岸的最高处(通天桥)行香。这一位置最高,离天最近,在这一通天桥上行香,人们的佛心很快就被上天知道,而得到保佑。因这一佛寺曾是皇帝的行宫,建筑规模宏大,宫殿辉煌。是青州城级别规格最高、历史最长的著名佛寺。一般平民百姓是不能进佛寺行香的,只能在寺前最高处的通天桥上行香,以表人们对佛祖的虔诚。南城的“通天桥”,因宋朝后期南郭筑建了北城墙,由于北城墙的阻挡,看不到“北禅寺”,故而不能再次“行香”,“通天桥”失去作用,逐渐废弃,至明初已仅存“遗址”。这一事实说明,北宋中期以前,因无北城墙,当然不像卧牛。北宋晚期虽有北城墙,但它的西城墙是在今驼山路东侧沿街房南北一线,形状像一个不规则的方形,也不像卧牛。


青州城牛尿脐


这一传说的产生,既然不在明朝以后,也不在北宋之前,是否产生在金元两朝?关于金朝所筑的南阳城,其形状已如上述。因把龙兴寺隔在了城外的西北角,故导致了南阳城的西北角成为缺角状,即今驼山路以西和衡王府西街以北这片区域是在城外,而向西伸出的部分好似牛头,所以,金元两朝南阳城的形状酷似一头卧牛,可见,卧牛城的传说故事应产生在金元两朝。


那么,为何不言卧虎城?卧马城?却偏偏传说为卧牛城?这是因为在古代,人们都把牛视为一种镇水动物,是一种镇水的神兽。如果河流年年泛滥成灾,给老百姓带来巨大损失,人们往往就在河岸造一石牛或铜牛来镇水。金元两朝人们之所以把南阳城比作神牛来镇水,说明金元时期南阳河的水量仍然很大,并且在雨季往往泛滥成灾。据史料记载,北宋末期,因连年大雨,水患严重,黄河泛滥成灾,致使山东西部一片汪洋,才有了《水浒传》所记“水泊梁山”。此时,青州南阳河同样是水量大增,东阳城晓东门外这片巨大的河滩地带,积水成湖,多年不消,因在城东门外,故曰“东湖”。东湖西至东阳城的晓东门,东至南阳河东部的河岸,东西长约600米;南至今青云桥东侧,“九州名座”小区、瓜市批发街、北接原青州电石厂一带的塘湾,即老汽车站处,南北长约1000米,全是一大片的河滩地带,地势低洼,这是南阳河在此拐弯北流冲刷改道而形成的大河滩。河滩积水成湖,湖中有许多大小不等的绿洲、沙坝、河渚。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黄裳知青州,三年余,大修“东湖”,亭台榭阁,拱桥石路,错落有致,星罗棋布于湖中。湖岸石林假山、桃柳成行。湖中绿洲点点,水草片片,荷花争艳,鸥鹭翔集,鹤立沙洲,鸳鸯戏水,鸟语花香,小舟争渡,游人如织。东湖成为青州宋代末年的一大著名景观,黄裳将其命名为“东园”,并将其记在《演山集》一书中。黄裳在《喜迁莺·表海亭冬日闲宴》中写道:“雕栏闲倚,……下想‘名园’,芳心多少,欲占九州颜色。”在此,他用 “九州颜色”来形容“名园(东园)”,可见,东园景色之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屏居东阳城“归来堂”。 “归来堂”故址在东阳城南天门以西,今翠和家园西侧,频临南阳河。从“归来堂”出南天门,顺南阳河泛舟而下,穿过虹桥,便来到“东湖”,来回游渡极为方便,真乃是,东湖水连南天门,泛舟往返虹桥云。东湖便成了李清照及其姊妹们休闲娱乐、把酒饮歌、抚琴诗词之处,这也是李清照在青州十六年中最喜欢的地方,李清照许多词作都源于东湖景观,如著名词作《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东湖之美景,跃然纸上。这就是李清照对“东湖”景观的逼真描绘。李清照游东湖,来回都是泛舟而行,可知,南阳河水之大。再如,《渑水燕谈录》载:“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是跨水植柱为桥。每年六七月间,山水暴涨,蔽岸塞川而下,河流滂湃,簸荡城基。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年间,夏英公守青,思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叠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俗称虹桥。”由此可知,宋朝南阳河年年洪水泛滥成灾,可见河水之大。著名的青州虹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筑建起来的。直到元末,南阳河仍是水量不小。《读史方舆纪要》载:“元末,扩廓围益都,筑长围,决洋水灌城。”河水不大是不能灌城的。许多事实说明宋金元时期,南阳河还是经常发生水灾。所以,人们才把南阳城比作神牛,震慑南阳河之水泛滥成灾,期望神牛护佑青州城,永保青州城的平安。从此便有了卧牛城这一传说,一直流传至今。卧牛城的传说故事起源于金元时期南阳城的形状。



(九)青州古城的里程碑


金朝初年对青州城的大改动,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第一,将青州古城七百年北城南郭的格局改变为南城北郭的格局。第二,提升“益都”的政治地位,从此益都县被提升为益都府、益都行省、益都路、山东东路、山东东西道宣慰司、山东行省、皇家王国等,使其成为主宰、掌控山东命脉的中心。第三,从此正式有了“益都城”这一名称,在青州城区这一范围,它是继广县城、柳泉城、广固城、东阳城后的第五座古城,名曰“益都城”(详见《光绪益都县图志》)。南阳城并非正式名称,只是俗称而已(见《齐乘》),其名并不见于正史。第四,“山东”、“山东行省”、“山东东西路统军司”,这些冠以“山东”省级军政衙署的名称,是诞生在金元时期的益都城。换言之,“山东”这一省级行政机构名称是产生在益都。第五,金朝初年在南城开辟、奠定的这一政治权力中心范围,使其成为金、元、明三朝五百余年官府署衙所在地和皇家王府所在地。第六,从金朝初年起,南城中有了“官街”(官府署衙的西界)、“范公亭路”(官府署衙的北界)、心寺街、万寿宫街(官府署衙的南界)。除东界偶园街是宋朝始建外(详见拙作《青州城古街考》),南、北、西这三条大街都是金朝初年所建,它们都是金朝政治权力机构中心区域的分界线。围绕着三朝政治权力中心官府之地的这四条大街至今尚存。这四条街道最初的名称虽不可考,但却留下了“官街”(今误为冠街,详见咸丰《青州府志·益都县城图》)这一名称。“官街”是古代官与民的重要分界线;是明藩皇家王府的分界线;是南城中“皇城”与“西皇城”的分界线;是金、元、明时期官府与兵营的分界线。这就是“官街”之名的来历。“官街”得以幸存,能保留至今,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意义非凡。“官街”记忆、见证着自金朝以来近千年青州南城的历史沧桑巨变;见证着此地曾是金元时期的官府署衙所在地;见证着齐王府和衡王府的地理位置。现在只有官街成为它们的历史证据。“官街”积淀着丰厚的青州古城文化底蕴,是古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有必要将冠街予以正名。

(文/孙凤瑛  摄影/一 星  王国良)

2017.09 NO3. 第三期(总第二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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