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介夫怒斥王耀武

吴介夫，青州满族镶白旗人，1916年生。其父满名多恩，字福之，吴氏家族中三秀才之一。清末，考入保定随营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袁世凯组建新军时，曾参加天津小站练兵，后因政局多变返回青州北城，任正蓝前骁骑校，镶蓝后防御。民国后为北城旗兵团二营营长。其族兄吴中敏，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北伐时期，在唐生智部任旅长，副军长；后参与吉鸿昌在热河组建的抗日同盟军。

▲吴介夫（左）与青州籍著名满族建筑设计家唐璞

吴介夫幼时适逢战乱，少年辍学，后刻苦自励，自学成才。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战区孙良诚部从事抗战，曾与日寇短兵相接，浴血奮战。日寇投降后，从事新闻工作，任南京《大刚报》驻山东济南办事处负责人，在《中国时报》、《救国日报》、《文汇报》、《大刚报》发表过多篇文章，以大无畏精神抨击时弊。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铮铮铁骨，刚直不阿，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思想斗士。这里，仅就其解放战争时期，怒斥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一事记叙如下：

1948年初夏，人民解放军攻克潍县，控制了胶济线；津浦路上的兖州也岌岌可危，山东省会济南陷入一座孤城。城内物价立即暴涨，民怨沸腾，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吴介夫作为《大刚报》驻山东办事处的负责人，出于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义愤，给时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的王耀武写了一封公开信，题名为：《谨以公民身份向王耀武将军说几句话》。文中写道：

“近日之济南已成惊慌恐怖的社会，人为的低气压迫使人们窒息，官凶似匪，商奸如盗，米珠新贵，物价昂腾，升斗小民将怎样生活下去？你身为山东省主席，竟昏愦到毫无见闻吗？你不能杀奸商，抑物价，我将不承认你是山东人！张之綮市长是标准的碌碌庸才，趁早请他滚开，因他到任的第一声，先促动了粮价飞涨，足见他毫无作为，不符合人民的要求……”

公开信义正词严，文字犀利，向王耀武提出四条要求，最后署名“言论自由的公民、民生斗士 — 吴介夫”。

他将这封公开信送到济南的几家报社，可是都不敢刊登。如果送往南京《大刚报》，往返要延长时日，而且估计也不敢登。于是他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共5000份），先寄绥靖区司令部，后在市内张贴散发；同时，分别寄往南京、上海、武汉、天津、北平等各大城市。

《大刚报》驻山东办事处的地址在济南经二路纬一路，门口设一阅报栏。因为这里是商埠的繁华地区；它对面又是王耀武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和宪兵队队部，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公开信一经贴出，立即轰动全市。

▲济南老城

第三天，济南市的《中报》、《正报》、《鲁报》等刊登了一则消息：“济南发现非法宣传品，当局将要查办。”以此进行恐吓，吴介夫仔细一看，消息是由《中西通讯社》发出的，于是便写了一封信，题名《公开答复中西社》：

“报载贵社通讯，本市发现非法宣传品，当局将查办云云。阅读之下惊异万分，但经仔细推敲，这个通讯社不仅忽略了原传单的真实意义，也未看到人民的权力——言论自由，以及人的伟大精神，竟毫无正义感地发布这种捧臭脚、拍马屁，不辩是非的通讯，我真为贵社主持人悲哀！像你这种无灵魂的动物，也配混在新闻界的行伍里吗？趁早夹上尾巴爬出去吧！不然，也仅只是新闻界的毒菌，迟早将要被消灭的！介夫在原传单写出之时，早已洗净颈项，准备抛去头颅，替人民说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死在中华民族还未毁灭之前。我更坦坦白白地声明：我不是奸匪，更未受任何政治野心家的煽动和利诱，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儿，炎黄的子孙！匆匆作复，不计修辞。”

吴介夫在信的末尾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详细地址。他找到两家报社，都不敢登，自己出钱他们也不肯。吴介夫只好又油印了200份，盖上章，先送绥靖区司令部，而后沿街张贴散发。

第二天下午，吴介夫正在办公室会见客人，楼下来了一个警察，是商埠分局的，说刘局长请他去一趟。

吴介夫问：“是为传单的事吗？”

警察说：“我不大清楚，也许是。”

吴介夫顺手拿了一份传单，递给这个警察，说：“也送你一份，看看就清楚了。现在我有客人，回头就去，你先请回吧！”

警察犹疑了一下，下楼了。接着，他又转回来用命令的口气说：“吴先生，局长有要紧的事，请你马上就去！”

吴介夫反问：“你们是请我呢还是逮捕我？如果是请我，客随主便，我正在会客；如果是逮捕我，你有逮捕证吗？”

“这……”警察张口结舌，无法回答。

吴介夫把脸一沉，厉声说道：“那就请你出去！”

来访的客人见吴介夫发怒，立即起身劝阻，才把气氛缓和下来。客人走了，吴介夫随那个警察来到商埠警察分局。

分局的局长刘某，是个高个子，黑脸膛，不苟言笑的人，两人见面，他冷冷地半晌没有说话。

吴介夫主动问道：“刘局长找我，是为传单的事吗？”

刘点点头，仍未开口。

吴介夫说：“传单是我印的，也是我散发的。我们彼此放下个人职业，冷静地看看济南的现状，老百姓还能活吗？时至今日，我想引一句宗教的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吴介夫的一片赤诚，似乎感动了这位局长。他问：“你印了多少份？”

吴介夫将数量和向外地散发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

刘问：“你既然是向王司令长官提意见，为什么要向外地散发呢？”

吴说：“我所以这样做，是怕遇到不测。如果我因此受到迫害，我相信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都会声援我！”

刘脸色阴沉，没有说话。随后，他出去了一下，像是给什么人打电话，回来便换了一副笑脸，这时，天下起了小雨，刘局长留吴介夫吃过晚饭，用车把他送回住处。

两天以后，吴介夫接到王耀武的秘书吴晃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致王耀武的公开信已经看到，希望吴介夫顾全大局，不要意气用事，声称“左公（王耀武，字左民）明达，愿接受各方意见。今晚七点，在司令部设便宴恭候，希望与阁下见见面。”

吴晃经常代表官方与新闻界打交道，与吴介夫有一面之识。当晚，吴晃将吴介夫接到绥靖区司令部，同王耀武见了面，在座的还有中央社和上海《申报》的两位记者，共五人进餐。王耀武身着便服，和颜悦色，表现出一副谦恭诚恳的样子。席间，他感慨地说：

“战局不利，昌潍失守，我现在是山东的罪人了！希望各位多多谅解，顾全大局。本人愿意接受各方人士的批评。有什么事，你们直接来找我！……”  

▲1945年8月23日，王耀武（左一）等国民党将领在芷接受日军投降难掩兴奋之情的情形

他话里的意思是不要公开散发传单，煽动群众。对此，吴介夫完全明白，但他既不检讨自已有错，也不承诺今后不再这样做。王耀武见他沉默不语，也无可奈何。另外两名记者，按王耀武的腔调，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是在帮王耀武劝说吴介夫。吴怕处境不利，便没再多说什么。不料，三天以后，有几家报纸，突然向吴介夫发起围攻。

济南《正报》醒目的标题是：

《故作姿态，传单乱飞，聘书到手，斗士投降。》

文中说吴某某被王耀武聘为参议，并接受其车马费若干元，想把吴介夫的名誉搞臭。

《平民日报》的社评是《捣乱就有办法！》文中则含沙射影，进行恫吓。

吴介夫气愤已极，他找到《正报》的主笔魏荣湘，质问他刊登的消息有何根据。魏说他们的记者在省府采访时，看到财务处有支车马费的单据，并听说给了聘书。

吴介夫说：“我同王耀武见面的情形，中央社和《申报》的记者也在场，他们可以作证。我吴某正大光明，问心无愧，可以与他们当面对质。你们说的那些，能拿出确凿证据吗？”

魏荣湘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

吴介夫说：“你们一定要找绥靖区拿出证据来，如果拿不出来‘解铃还须系铃人’，请在贵报上予以更正！……”

几天后，《正报》发表了一条似是而非，含乎其词的更正：“聘为参议，是耶非耶？当局否认，但有此传说。”

然而，风波并未因此平息。从那以后，吴介夫发现，他每逢出门，身后都有人盯梢；后来，他的信函稿件都发不出去了。一天，他走下楼时，一个头裹纱布，手持拐杖的国民党伤兵，突然举起拐杖，向他头部狠狠打来。他躲闪不及，被打得血流如注，昏厥过去。亏了朋友们帮助，送往医院抢救，缝了五针才幸免遇难。

《中报》的主笔何东林，也是青州满族人，他和吴介夫是同乡好友。他劝吴介夫赶快离开济南，不然将有生命危险。吴接受了何的劝告，决心逃往解放区。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吴介夫先在报上登了一则迁址的启事，然后在何东林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乘坐荏平往南京运黑枣的马车，星夜逃离济南，奔向解放区……

解放后，吴介夫一直在济南工作，57年整风被错划为右派，他对批判不服，曾五次上书毛主席及中央领导。文革中被关押，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

1982年，六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写了一份“筹组春蚕联谊社兴办地方福利事业的刍议”。建立济南市“玉函山安息园”就是他“刍议”中的一部分，为济南市民政局所采纳。他倡议死后不留骨灰；建“哲人堂”、“留芳阁”，将逝者生平事迹储存其电脑之中。对此，群众反映热烈；《济南时报》五次发表评论，高度赞扬。

▲媒体介绍吴介夫晚年助学的事迹

1994年，吴介夫八十岁时，赋诗一首，题名《自勉》：

八十年前谁是我？ 八十年后我是谁 !

为树新风先行影， 不负潇洒走一回。

谩道老朽无作为， 有热就能发光辉，

春蚕到死丝方尽， 莫待烛熄倏成灰。

▲本文作者李凤祺（左）与吴介夫（中）合影

2016.12 NO.4 第四期（总第二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