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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头英雄”彭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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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时任冀鲁边区一地委书记时的彭瑞林。


在彭瑞林参加革命工作的60年间,有三分之一在山东,三分之二在浙江。从山东到浙江,认识他的党内外干部和群众,都交口传颂着他的两个“绰号”:一曰“铁头英雄”,言其是非清楚,敌我分明,对敌疾恶如仇,敢拼敢斗,生死不计,铁骨铮铮;二曰“彭大炮”,言其对事不对人,敢讲真话,能打头阵,善放“重炮”,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惜丢掉个人一切。这两个“绰号”,是对彭瑞林人品性格的忠实写照,也是人们对他高大形象的爱戴赞誉。同时,又是他以血和泪的代价为自己竖起的一座丰碑。


年少志高豪气壮


彭瑞林,原名彭澍兴,又名彭仲起。1912年4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城里一个败落的小官吏家庭中。自从懂事起,就常听父亲讲:“不要攀高结贵,做事绝不能贪赃枉法,饿死也不可丧良心。”这些嘱咐,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



1930年,彭瑞林(左一)与家人合一


1930年夏,彭瑞林从山东省立第四师范附小毕业后,考入位于益都的山东省立第十中学。省立第十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这里的共产党组织相当活跃,对师生影响较深。彭瑞林刚步入这所学校,就开始主动寻找党组织。这年冬天,在同学刘法曾的引荐下,先是经中共早期党员、邮电工人王经奎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1931年春节,第十中学建立“互济会”支部,彭瑞林任支部书记。春节刚过,他就被团省委巡视员徐钦五和张德放介绍加入共青团。不久,为配合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 刚刚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彭瑞林,组织第十中学200多名同学,借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名义,举行了短时间演讲,接着又骑上自行车,分四路出发,在城里各街口和火车站广场演讲。一路上,大家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和在鄂豫皖边区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这次活动,在整个县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年6月,彭瑞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8月,彭瑞林参加了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益都暴动”。暴动失败后,遵照上级指示,彭瑞林赶往济南,担任了共青团济南市委书记。当时,济南的形势非常紧张,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处决“人犯”的布告。彭瑞林冒着生命危险,分别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积极发展党、团员。在正谊中学,他组织师生开展了反对当局无故解聘进步教师和开除进步学生的斗争。他还成功地组织了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为中心“反对会考”的罢课斗争。随着斗争的节节胜利,进一步促进了基层党、团组织的发展壮大。


五载“囚牢”骨如钢


1933年2月,由于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书记陈衡舟被捕叛变,致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作民、省委组织部长向明、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和彭瑞林等20余人被捕。当彭瑞林被押进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大门口旁三间审讯室时,提前被捕的向明见彭瑞林进来,机警地瞅了个机会悄声说:“陈衡舟开始抓人了,咱们都假装不认识!”

夜半时分,国民党省党部开始审讯。在审讯室,陈衡舟和他老婆,还有国民党山东省捕共队长、叛徒王天生(王用章)等,坐在审讯台上。拉开隔间幔帐,拧亮电灯,但见室内已摆满了各种刑具。王天生等先是假惺惺笑着告诫彭瑞林,要他供出所了解的党组织及接头人员。而彭瑞林却一问三不知。他们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剥光彭瑞林的衣服用刑,皮鞭抽,火香烫,驳胁骨,压杠子,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然而,不管如何折磨,彭瑞林始终不吭一声。过了18天,彭瑞林被押送到国民党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在看守所,彭瑞林同其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起,连续进行了3次绝食斗争。绝食期间,彭瑞林坚持六、七天不吃一点东西,导致嘴唇干裂,头昏眼花,晕厥过去。看守人员无法,只好向他肛门内注牛奶,朝他血管里打葡萄糖水。

1935年夏天,国民党把彭瑞林转押至山东省反省院,进行“反省教育”。反省院长王育民单独“开导” 彭瑞林,叫他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还特地派来一名叛徒,教他学唱下流歌曲。彭瑞林针锋相对,亮开嗓子唱起了《国际歌》。敌人又逼迫他写悔过书和反共宣言,彭瑞林斩钉截铁地大声反驳:“我无‘过’可悔!至于反对谁,拥护谁,我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费口舌。你们如果真想抗日,那好,送我一支枪来,让我提着上前线,看哪个狗日的当甭种!”在“反省教育”期间,国民党当局连哄带骗地忙着给大家办理“悔过手续”,彭瑞林等9人坚决拒绝签字。1937年1月,反省院把他们当中的8人分别押往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给彭瑞林扣上“不接受反省,劫持群众,排斥训导”的罪名,砸上镣铐,单独送往历城分监关押。

在历城分监,彭瑞林遇见一位绰号叫“八百年”的人犯,意思是说,他的罪已足够判几个死罪加起来的刑期。此人真名叫韩化南,山东昌邑人,原是胶东沿海一带的大土匪头子。此人入狱以来受政治犯的影响较深,很讲义气,特别同情新入监的政治犯。这天晚饭后,他扒着窗口悄声对彭瑞林说:“老弟呀,你就放心待下去吧,不要怕他们,有难我来帮你!”一次,彭瑞林因大闹监狱,被一群暴徒抓住,用3根皮绳,把手腕和手指紧紧勒在一只方凳上,数人按住全身,扬起大板,轮番暴打,直打得他双手裂开了花,鲜血溅满全身,使彭瑞林在监房里疼得一动不动地躺了3天。幸亏那位叫“八百年”的,组织一部分普通犯,向狱方展开说理斗争,狱方才停止对彭瑞林用刑。

1937年11月,根据“国共”双方谈判协议,彭瑞林被无条件释放。


转战沂蒙铸铁壁


彭瑞林出狱后,不顾体弱多病,立即返回益都县家乡,参与筹建抗日武装和领导了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在反“扫荡”中,彭瑞林担任了中共沂水九区区委书记。沂水九区地处山东沂水县的西南边界,辖4个乡、320个自然村,人口8万多。其中,辖区内的岸堤乡,是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和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中共山东分局前身)所在地。沂水九区区委直接接受省委、沂水县委双重领导。对这个区委干部的配备,省委是经过了反复周密研究后而确定的。

彭瑞林来到沂水九区,先请沂水县委书记刘建中介绍当地敌情,然后根据敌情迅速开展工作。他不辞劳苦,冒者生命危险,深入山区村村落落,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讲反“围剿”的意义、措施,帮助群众增强夺取抗日战争全胜的信心。他要求干部群众做好“空舍”、“清野”工作,不给敌人留下一点能吃的东西。他亲自组织起自卫队,拉起武装,开展游击战,有力打击了来犯之敌。1939年6月1日至8月间,日伪军2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的“拉网”战术,对这一带实施轮番“清剿”,尽管敌人的烧、杀、抢暴行是前所未有的,但我辖区内群众的伤亡情况,却降到最低限度。

在沂水九区工作期间,彭瑞林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注重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队伍。1939年1月至3月间,全区发展党员20人,4月至6月间,又发展党员40人。党组织的健全、壮大,是抗日工作步步深入的重要保障。过去人马很难出进的深山大岙,后来都变成人民的抗日根据地。群众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就连一些妇女、儿童、老人都自觉要求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对在反“扫荡”中查出的证据确凿的敌特、汉奸,按照党的政策,该杀的迅速处决,不留后患。

这天,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首长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在宿营的辛庄村,专门通知彭瑞林带领沂水九区干部数人前往。当彭瑞林汇报完工作后,受到分局领导和纵队首长的高度赞扬,并发给九区干部每人一支手枪和数发子弹,以示奖励。同时,分局领导还高兴地随手递给彭瑞林几份刚送来的《大众日报》。翻开报纸,头版大标题十分醒目地映入人们的眼帘:《铜墙铁壁的沂水九区》。


踏过长江千层浪


在解放战争时期,彭瑞林一直战斗在渤海区境内,先后任渤海区民运部长,中共济南市工委书记,中共渤海区一地委书记、四地委书记等职,为山东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春天,中共派出以徐冰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到渤海区四地委所在的阳信县搞土改复查时,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是土改工作队队员,大家都叫他“小杨”。这期间,毛岸英一直在彭瑞林领导下开展工作,两人结下难忘的情谊。



1947年春,任渤海区党委民运部长时的彭瑞林(中)和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左)、宣传部长陈放在区党委驻地阳信县何家村


1948年春,彭瑞林与夫人陈洪在山东阳信县曹家塘坊


1949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干部南下新区”的指示,中共渤海区党委成立了南进干部纵队,准备到新解放区接管工作。彭瑞林受命担任南进干部纵队四大队党委书记、政委,率领8个县的1200余名党、政、军干部南下。2月21日,四大队全体南下干部从阳信县出发,途径山东、江苏、安徽三省,数日后到达合肥。这时,支前指挥部决定,四大队全体南下干部,随同我人民解放军25军和27军,在芜湖至狄港百余里敌军沿江江防段上突击过江。为紧密配合我军行动,四大队南下干部一分为二,一队随25军,一队随27军。所属的各中队及民兵团分配到各师、团、营、连,与部队一道前进,所携带的车辆、马匹,一律寄存在江北,便于轻装上阵。

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敌人的沿江阵地在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强大火力下,大部被彻底摧毁。跟随27军过江的彭瑞林,不顾敌机的轰炸扫射,沉着指挥各中队民兵团追歼逃敌。大军过江后,四大队南下干部一鼓作气,经过数日急行军,连克繁昌、铜陵等若干城镇,于28日开进广德。这时,随25军过江的四大队南下干部,也胜利开进郎溪。两军与其他兄弟部队共同打响了广(德)郎(溪)战役,一举歼灭敌人10万余名。

广(德)郎(溪)战役后,四大队南下干部在彭瑞林的带领下,昼夜兼程,顺利到达杭州。接着,他们又接到开赴温州的命令。此时,队伍中有少数人员产生波动情绪,觉得自己大队是过江最快、吃苦最多的队伍,理应留在条件较好的杭州开展工作,不想再继续南下。针对这种思想,彭瑞林立即召开大队党委会议,决定在全体干部中开展“反骄破满”教育,很快稳住了队伍,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大家团结一心,迈开坚实步伐,一股作气,提前到达温州。


终生难忘丽水情


1949年6月,彭瑞林坚决服从上级决定,带着一批南下干部,离开刚刚安家的温州,又赶往丽水。他担任了中共丽水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丽水地区位于浙江省西部山区,辖区有8个县,地广人稀,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再就是解放军过江后,国民党主力部队被歼或南逃时,留下一些散兵游勇,与当地地主、恶霸、汉奸相互勾结,形成多股土匪。他们利用这里山多林密,便于隐蔽的天然条件,占山为王,切断交通,杀人放火,危害百姓,严重影响着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彭瑞林到任后,先是召开了中共丽水地区第一次党代会,传达各级党委会议精神,制定发展丽水、建设丽水的规划。会后,组织大批干部下乡,传达这次党代会精神,帮助建立健全地方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及各种群众组织,组织武装工作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到1950年初,基本歼灭成股土匪。对500名地主、恶霸,分别给予镇压、管制,坚决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从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迎来了轰轰烈烈、热火朝天闹生产的大好形势。广大革命群众喜笑颜开,把南下干部誉为“毛主席派来的人”。1949年11月16日的《浙江日报》上,就曾刊登过彭瑞林的文章,题目就是:《毛主席的人真来了》。


1950年,彭瑞林(首排右二)任丽水地委书记时与全体地委委员合影


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从境外能开往丽水地区的车辆,仅能开到地委所在地丽水县,还不时半路被土匪截击。全区大部分县的领导到地委开会,路上来回至少两天,距离最远的庆元县,来回一趟需要走15天。曾任宣平县委书记的晨光同志风趣地说:“我每逢到地委开会,都是带一名通讯员,牵一匹马,肩上背着干粮、水壶,简直就是唐僧到西天取经。”为缩短时间,有效地解决上情下达问题,彭瑞林采取了分片指导的办法,在区内设两个集中点,一个集中点辐射临近4个县。每逢传达上级指示或地委开会,干脆带着通讯员、秘书、马夫各一人,分别到集中点上进行。这么做后,尽管彭瑞林翻山越岭受累多些,但给各县的干部带来许多方便。

彭瑞林这种迎着困难上,乐于吃苦的精神,赢得了干部群众对他的尊重和爱戴。有一次,他到庆元县高山深处的村寨调查,发现群众种在梯田上的大片玉米、蕃薯,每到成熟季节,就受到成群的猴子、野猪的糟蹋。有的农户辛勤一年,竟然颗粒无收。他问当地群众“有什么好法子?”当地的群众垂头丧气的说:“实在没办法呀!”彭瑞林急红了眼,“大炮”性子上来了,他大声说:“那我们老百姓吃什么?能熟视无睹吗?打!”他立说立行,马上召开庆元县干部会议,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讲话,要求大家,在贯彻“剿匪反霸”的同时,抓住猴子、野猪一块打!群众的粮食入了仓,对共产党更加热爱。


历尽坎坷显本色


丽水任上,彭瑞林凭着非凡魄力,迅速打开局面。“铁头英雄”彭瑞林的名字在浙江大地如雷灌耳,越传越神。1951年,他调任中共温州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52年,又由温州调往省城杭州,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人委秘书长和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浙江省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这一年,罕见的“八•一”特大台风在象山县登陆,给象山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彭瑞林受省委、省人委委托,帮助救灾和处理善后问题。在水陆路交通和通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他即向驻浙空军救援,乘坐飞机察看灾情。为了看得清楚,他要求飞行员超低空盘旋,从3000米以下子降到300米,这是相当危险的。为尽快赶往灾区,他又乘坐运输机,经宁波转舟山海军部队,再乘坐舟山海军部队舰艇到达象山。当时,象山县南部的一些村庄,已被台风海潮洗劫一空,多数民房倒塌,即将收割的早稻也不见踪影,1300余名群众被无情夺去生命,村村哭声不绝,许多干部群众束手无策。“从天而降”的彭瑞林,一踏上象山土地,马上组织群众投入打捞尸体和抢救伤员的战斗,指挥人马火速调运救灾物资。晚上,他同县里负责同志打着灯笼、火把、淌着没膝深的潮水,挨村逐户慰问灾民,稳定群众情绪,帮助干部群众振奋精神,重建家园。他一连几天没合眼,始终战斗在救灾第一线。


为纪念英勇牺牲的儿子胜利,于1970年2月12日与家人的合影


1957年深秋,不料风云突变: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展整风反右。本来,会议的矛头是对着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省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深知彭瑞林的“大炮”脾气,相继来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带头揭发沙文汉、杨思一的“反党”罪行。彭瑞林经过前思后想,认为:沙文汉、杨思一都是我党资深的老党员,为革命出生入死,做事光明正大,从来没有什么“反党”言行,怎么“揭发”呢?!于是,他打定主意:决不能昧着良心陷害好人。揭发大会上,当主持人点名让彭瑞林发言时,彭瑞林登上主席台,指着坐在台上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江×,直言不讳地说:“依我看,沙文汉的民主作风比你强,没有你这样粗暴……”彭瑞林这一“炮”,使整个会场顿时炸了“锅”,也是使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一双双目光齐刷刷地盯向主席台上。特别是那位省委主要负责人,简直火冒三丈,彻底恼透了。顷刻间,会议的斗争矛头也随即转移,集中对准了彭瑞林。最后结果,由“沙文汉、杨思一问题”发展为“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省委委员、省财贸部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右派分子。”接着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改造。


1979年12月 刚刚恢复工作的彭瑞林


从这一天开始,彭瑞林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在胡耀邦、谭震林等中央领导的过问下,直到1983年12月25日,在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才通过了《关于撤销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开除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同志党籍的决议》,彻底平反。有谁能想到:过去的22年里,一位本应享受八级工资待遇的国家高级干部,每月只拿18元钱的生活费;过去的22年里,彭瑞林成了地地道道的大粪工,拉着大粪车在省委大院各个厕所忙活着,受到无数次的嘲笑、凌辱;过去的22年里,彭瑞林多少次与“阶级敌人“站成一排,被批斗,被罚跪,忍受各种名堂的污辱;过去的22年里,彭瑞林的亲生儿子,为抢救国家的生命财产英勇战斗,被大火无情夺去生命,就因为其父是“右派”,而抹去 “革命烈士”的审批资格(浙江省人民政府已于1983年补追为“革命烈士”)……


1980年11月,彭瑞林(左二)与三十年代初的狱中难友相聚于北京


1980年11月,时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彭瑞林(右一)到杭州火车站欢迎来访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委员会执行主席塔马拉.多布林一行。


1983年,被平反的彭瑞林重新走上了省级领导岗位,先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务。此时彭瑞林虽步入老龄阶段,但仍保持朝气蓬勃的干劲,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为浙江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年龄的原因,当他主动辞去领导职务后,仍然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热心老年体育事业,关心教育下一代,是浙江省老年体协、气功协会和杭州市青少年活动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被选为全国老年体协副主席。

离休后,彭瑞林一时一刻不肯停闲,撰写了大量中共地方党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特别是为冀鲁边区和青州市的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回老家探亲时,他听说青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要搬迁新址,马上从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微薄存款中,一次捐献5000元,表现出这位离开老家数十年的老“青州”对家乡的无限眷恋之情。



1986年2月9日,彭瑞林与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杭州翠苑新村


1990年6月28日,敬爱的彭瑞林同志与世长辞。

历尽坎坷,丹心似火,不愧山东好汉;

备受磨练,硬骨如钢,真是我党英雄。

2011.06 NO.4 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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